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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4章  南方的召唤与枷锁延续
    7月，她刚满十七岁，跟着同村的秋玲姐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南下。车厢里闷热得像蒸笼，空气里混着方便面、汗味和烟味。刘思茹抱着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几件换洗衣服、一本从学校带出来的旧笔记本和五十块零花钱。她一路没怎么睡，盯着窗外飞驰的景色发呆：高楼、立交桥、宽阔的马路、穿着时髦衣服的年轻人……这一切都那么陌生，又那么耀眼。她心里既害怕，又隐隐兴奋：原来世界这么大。
        到了莞城，秋玲姐带她去了工业区的一家大型电子厂——专做电脑主板的。厂门口排着长队，都是来应聘的年轻人。刘思茹穿着洗得发白的T恤和牛仔裤，头发扎成马尾，皮肤白得在人群里很显眼。人事科的人问了年龄、学历、健康状况，看她年轻、手脚利索，就直接让她签了劳动合同。底薪1100，加班费按1.5倍算，包吃住。秋玲姐拍拍她的肩：“丫头，干好了，一个月三四千没问题。”
      宿舍在厂区后面，一间十二人间，上铺下桌，铁架床吱吱呀呀响。十一个室友，最大的三十出头，最小的才十六岁，来自湖南、四川、贵州、广西……口音五花八门，却都带着同样的疲惫与希望。第一天晚上，刘思茹爬上分配给她的上铺，铺好带来的旧床单，躺下时听见下面有人小声议论：“新来的那个山东妹子，长得真水灵，像城里人。”
      她没吭声，只是悄悄把脸转向墙，心里却暖了一下。
      第二天正式上岗。流水线在无尘车间，穿白大褂、戴口罩帽子手套，空气里全是塑料和焊锡的味道。工序是贴片，刘思茹被分到最简单的一道：用镊子把小小的电阻电容贴到主板上。带她的师傅是个三十岁的四川大姐，叫李春燕，个子矮矮的，嗓门却大：“小妹子，手要稳，眼要准，别抖！抖一个废一个，扣钱哦！”
      刘思茹点点头，学得极快。别人要练三天才能上手，她一天就熟练了。手指虽然被镊子夹得生疼，但她咬牙不哼一声。中午吃饭时，李春燕惊讶地发现，新来的小姑娘居然把自己的那份鸡腿夹给了对面手慢被扣了绩效的贵州女孩小兰。
“哎，你吃，你吃！”小兰推辞。
      刘思茹笑得温柔，眼睛弯弯的：“我吃不惯太荤的，你多吃点，长身体。”声音软软的，带着山东口音，听着就让人舒服。
      这一幕被整桌人都看见了。从那天起，大家对她的印象就固定成了“人好”“心软”“会来事”。
刘思茹确实会来事，但不是圆滑的那种，而是骨子里的平和与体贴。
      车间加班到晚上十点是常态。十点下班后，食堂只剩稀饭咸菜，大家饿得前胸贴后背。刘思茹第一个月没舍得乱花钱，却在宿舍楼下小卖部买了一包最便宜的苏打饼干。回宿舍的路上，她看见湖南的姐妹小红因为站了一天腿肿得厉害，走路一瘸一拐，就把饼干递过去一半：“红姐，吃点垫垫胃，明天还得早起呢。”
      小红接过去，眼圈有点红：“思茹，你咋这么好心呢？自己省着点。”
      刘思茹笑着摇摇头：“大家都不容易，互相帮衬着点，心里舒坦。”
      还有一次，夜里两点，宿舍突然停电，空调停了，闷热得睡不着。广西的阿芳翻来覆去叹气，说想家了，想妈妈做的米粉。刘思茹从被窝里爬起来，摸黑找到自己的小手电，照着给大家分她从家里来的时候桂婵塞给她的几颗大白兔奶糖：“来，含一颗，甜了就不想家了。”
      那一晚，十二个女孩围着手电光小声聊天，说家乡，说父母，说将来要攒钱开店、买房、给爸妈盖新房子……刘思茹听着，偶尔插一句，声音轻柔，像在哄孩子。大家都觉得，这个山东来的小妹妹，虽然年纪不大，却特别稳当，特别让人安心。
        她跟谁都不吵架。线上的绩效排名，每天在车间黑板上公布，有人超产，有人落后，落后的人常常被主管骂得狗血淋头。有个东北女孩小丽，性格火爆，被骂急了当场跟主管顶嘴，眼看要被记过。刘思茹悄悄拉了拉她的袖子，小声说：“丽姐，别犟，息事宁人，明天我帮你多贴点，补回来。”后来她真的在休息时间帮小丽把落下的量补上了，一句抱怨都没有。
        月底发工资那天，是刘思茹这辈子最震撼的一天。
      人事科窗口，师傅把工资条和信封递给她：“刘思茹，3200块，签字。”
      她手都在抖，接过来一看：底薪1100，加班费2100，整整齐齐的数字，像做梦一样。她站在窗口愣了好半天，直到后面的人催，才红着脸道谢离开。
      回宿舍的路上，她先去银行在ATM柜员机上取了500元，然后又转了2200给家里父亲的卡上，转完后，她用取出的前给自己买了两件新T恤、一双凉鞋、一条牛仔裤。剩下的钱，她仔细折好，塞进贴身的内衣口袋——那是应急的，不能乱花。
      晚上，宿舍姐妹们凑钱买了啤酒和烧烤，在楼顶天台开小庆功会。大家轮流说这个月最开心的事。轮到刘思茹时，她低着头，声音轻却坚定：
        “我最开心的是……认识了你们。大家对我这么好，我以前在家里，从来没被人这么疼过。”
        说完这句，她眼眶红了，却笑着举起啤酒瓶：“来，敬咱们十二姐妹，以后互相照应，谁也别受欺负！”
        那一晚，月亮很圆，工业区的夜风带着热浪，十二个女孩碰瓶大笑，啤酒沫子洒了一身。刘思茹喝得脸红扑扑，心里却像被什么暖暖的东西填满：原来，家人以外的世界，也可以这么温暖。
      她想，或许命运并没有完全抛弃她。它只是绕了个弯，把她从那个冰冷的家，带到了这里——一个虽然辛苦、却充满人情味的地方。
      第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
      柳曼在躺椅上睁开眼，嘴角带着极浅的笑， 又很快敛去。
        那时候的刘思茹，还相信努力就会有回报，还相信人心是暖的，还相信总有一天，能攒够钱重新读书，改变命运。
        后来，她才知道，现实会一次次把这种相信撕得粉碎。
      三年时光，如流水线上的主板，一块接一块，重复而单调。刘思茹在莞城电子厂的日子过得飞快，却又像被拉长的胶片，每一帧都刻满了疲惫和隐忍。她从最初的贴片新手，渐渐成了线上的骨干，绩效总是前三，师傅李春燕笑她：“思茹，你这手稳得像机器，厂长都夸你呢。”她笑笑，不多言，只是更拼命地加班。底薪涨到1500，加班费按国家标准算，一个月下来，四五千是常态。她省吃俭用，吃食堂最便宜的菜，宿舍小卖部只买必需的日用品，衣服鞋子坏了补补再穿。每个月发工资后，她先去银行转账——3000、3500、4000不等，直寄给父亲的卡上。三年来，足足寄了七八万。这些钱，像一根无形的绳子，把她和那个遥远的山村绑得更紧。
      过年是她唯一回家的机会。腊月二十八或二十九，她挤上南下的返乡火车——不，是北上的硬座，三十多个小时，车厢里人挤人，空气里混着泡面、脚臭和烟味。她抱着小包袱，靠在窗边，看着窗外从南方绿意到北方荒凉的转变，心里空空的。回家待上十多天，正月初六一过，就得返厂。父母的态度，在这些钱面前，软化了许多。以前的冷言冷语没了，母亲会多夹一块肉给她，父亲会问问厂里活累不累。刘思茹以为，这是幸运之神终于回眸一笑。钱能换来短暂的温暖，她认了。弟弟上初中了，新衣服新书包；哥哥相亲也成了，家里开始张罗盖新房。她看着这些变化，心里苦涩，却也安慰自己：至少，我在帮家里。
        可噩耗来得毫无征兆。那是第三年夏天，她刚买了小灵通没多久——厂里信号好，便宜，能接电话。流水线上，她正专注地贴片，腰酸背痛时，小灵通突然震动。屏幕上显示“父亲”，她心一紧，赶紧请假到车间外接听。
        “思茹啊，你爸让我叫你回来一趟。”母亲的声音从听筒传来，带着不容置疑的急切。
“妈，我在上班呢，厂里请假难……”她下意识想推脱。
        父亲抢过电话，声音粗哑：“丫头，回来相亲！媒婆提的亲，镇上张老板家的小儿子，条件好着呢！彩礼十万八万的，错过这个村没这个店了！”
        刘思茹脑子嗡的一声，手指冰凉。她想挂电话，想逃离这个恐惧的世界——结婚？她才二十岁，刚尝到一点独立的滋味，怎么就……可父母不依不饶。隔三岔五电话轰炸，先是软的：“丫头，你也不小了，农村的姑娘家人都早，你看同村的桂婵去年不就出嫁了么，人家才19岁……。”然后硬的：“不要觉得自己能挣钱了，就翅膀硬了，不听父母的说话了……”最后是亲情绑架：“你哥哥要娶媳妇，家里没钱；弟弟上学要补课费。你不回来，这家就散了！你翅膀硬了，不认爸妈了？”
        刘思茹扛不住。流水线上，她夜里常常失眠，脑海里全是父母的声音。个别姐妹们劝她：“思茹，别犟，农村丫头早晚得嫁人。张老板家有钱，嫁过去享福。”她咬牙请了事假，买了火车票，灰头土脸地回家。
        一进家门，才知道详情。村里媒婆王婶春节时见过她，夸她“长得水灵，像城里姑娘”，就张罗着把镇上张老板的小儿子张远介绍给她。张老板是十里八乡的有钱人，开着塑料厂，家有小楼、轿车，小儿子23岁，长得眉清目秀，现在跟着父亲学生意。王婶拍胸脯：“这亲事成了，你下半辈子吃穿不愁！彩礼至少十万！”
        父母眼睛都亮了。母亲拉着她的手，笑得合不拢嘴：“思茹，这可是天上掉馅饼！张家看上你，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气！”父亲抽着烟，点头：“丫头，听爸妈的，这门亲事稳！”
        刘思茹心里发毛。她出门打工三年，接触的世界有限，思想还带着传统的烙印：女孩儿大了，总得嫁人。可她隐隐觉得不对劲——自己条件不算出彩，初中毕业，没文化，在厂里打工，凭什么张家这么重视？相亲那天，她穿了最好的一件白T恤和牛仔裤，头发扎成马尾，跟着父母去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