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超低生育率的真相：教育竞争让孩子变得极其昂贵
孩子成了“奢侈品”，不是因为奶粉和尿布贵，而是因为教育竞争让每个孩子变得极其昂贵。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文 / 李井奎编辑 / 顾策
东亚儒家文化圈曾经是世界上生育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信条延续了上千年。但如今，韩国2023年的总和生育率跌至0.72，全球垫底；就连日本2024年的生育率也创下了1.2的历史新低。
一个曾经最强调家族延续的文化，如今却陷入了全球最深的生育危机。这就是经济学所称的“儒家生育悖论”。而真正解开这个谜团的钥匙，或许就藏在两位经济学大侦探——方汉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和刘畅（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的论文《儒家生育悖论：东亚的教育竞争与超低生育率（The Confucian Fertility Paradox: Education Competition and Ultra-Low Fertility in East Asia）》之中。
这个悖论之所以令人困惑，是因为儒家文化曾经拥有强大的“生育促进”机制。在传统社会，生育不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是道德和制度的要求。
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经》把传宗接代与孝道直接挂钩。在制度层面，宗族组织拥有族产、祠堂和义学，人丁兴旺的宗族在地方政治和经济中占据优势，祖先崇拜又要求有男性后代瓜瓞绵绵来完成祭祀。在韩国，维持详细父系谱系的“族谱”传统发挥着类似的功能；在日本，“家”制度将家庭视为跨越世代的公司实体。在这些社会中，生育儿子不仅是家庭荣誉的问题，也是经济上和宗教上的必需品。
与此同时，儒家文化还有另一个同样强大的传统：对教育和科举功名的尊崇。中国科举制度持续了一千多年，为平民提供了一条通向社会顶层的通道。考中进士意味着从平民一跃成为官僚精英，收入是普通人的十六倍之多。在韩国，科举从958年一直延续到朝鲜王朝末期，是两班贵族身份的核心标志；日本虽然在近代以前没有正式的科举制度，但江户时代的寺子屋已经将男性识字率推到了40%到50%。
在科举时代，这两股力量是相互促进的。因为考试成功是小概率事件，而回报极其丰厚，一个家庭儿子越多，至少有一个中举的概率就越大。多生儿子和重视教育是互补的：更多的孩子意味着更多的考试机会，而成功带来的荣耀会泽被整个家族。这正是传统儒家社会维持高生育率的逻辑。
但现代化将这两条线索剥离开来，并让其中的一条发生了逆转。
被逆转的“生育促进”机制
首先消失的是生育促进的那一条。随着儿童死亡率下降、收入上升、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国家养老金取代家庭成为养老的主要保障，“养儿防老”的物质基础瓦解了。养儿难以防老，多子不再多福，宗族和祖先崇拜在现代社会中逐渐淡出。曾经推动生育的那些力量，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失效了。
然而，对教育和考试成功的尊崇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变得更加强烈。科举制度虽然在一百多年前被废除了，但它塑造的文化基因却顽强存活下来。今天，中国的高考、韩国的修能（suneung）、日本的大学入学考试，都是科举制度的现代翻版。它们同样是“单次锦标赛”——一场考试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能上什么样的大学，进而决定了你的职业、收入、婚姻和社会地位。
但现代锦标赛与古代科举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古代科举是“广种薄收”：你生一堆儿子，只要有一个考上就成功了。而现代锦标赛考的是排名，不是及格线。你的孩子不是要和分数线竞争，而是要和其他所有的孩子竞争。在这种“排名锦标赛”中，最优策略完全反转了：与其生很多孩子、每个孩子分到的教育资源有限，不如只生一两个，把所有的资源——金钱、时间、精力——全部集中在这一个孩子身上。
这就是“数量—质量权衡”在起作用。孩子成了“奢侈品”，不是因为奶粉和尿布贵，而是因为教育竞争让每个孩子变得极其昂贵。在中国，家庭养育一个孩子到18岁的平均成本是人均GDP的六倍多；在韩国，2024年私教育市场规模达到29.19万亿韩元（相当于1442亿元人民币），小学生的私教育参与率高达87.7%，甚至出现了所谓的“4岁高考”——幼儿为进入知名英语幼儿园而参加的选拔性考试。韩国央行的一项研究显示，月均课外补习支出每增加1%，总和生育率最多下降0.3%。
韩国是这场“儒家生育悖论”最极端的体现。
2023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跌至0.72，全球最低。但与此同时，韩国又是一个“补习班共和国”：尽管过去十年学生总数持续减少，全国私教育费用总额却增长了60%以上。2024年，小学生月均私教育支出达44.2万韩元，比十年前翻了一番。首尔江南区的高中生仅占全国高中生总数的4%，却在首尔大学新生中占了12%。
大侦探们通过一个精妙的模型发现，韩国父母之所以如此疯狂投资于子女教育，是因为他们陷入了“地位外部性”的囚徒困境。每个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家的孩子更优秀，每个家庭的教育投资都会抬高其他家庭必须跨越的标杆。结果就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军备竞赛：所有家庭都投入了过多的资源，生了过少的孩子，但没有哪个家庭敢率先“裁军”。大侦探们的定量估计表明：如果消除这种“地位外部性”，韩国已婚女性的终身生育率可以从1.92提高到2.45，提高28%。
更令人深思的是，这种教育竞争还解释了韩国一个反常的现象：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收入越高的家庭生育率越低，但在韩国，收入越高的家庭生育率反而越高。原因在于，高收入家庭更有能力负担高昂的教育支出，因此也更敢于生育；而低收入家庭深知自己无力参与这场教育军备竞赛，索性选择了不生育或少生育。
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但逻辑一致。
教育成本已成为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在2021年“双减”政策之前，中国课外培训行业规模已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覆盖超过1.37亿学生。家庭在影子教育上的支出平均占人均年收入的18%。
此外，养育孩子的成本不只是直接的经济支出，还包括母亲在职场上面临的“母职惩罚”、住房成本与学区房的捆绑，以及整个社会对“精英教育”的迷信。
从教育竞争入手
理解了教育竞争这个核心机制，就能明白为什么常规的鼓励生育政策总是收效甚微。
放松生育限制？那些本来就想生两个以上的人早就生了，而那些因为教育成本太高而不想生的人，放开限制也不会改变主意。
发钱补贴？2020年，韩国在鼓励生育政策上花费了约370亿美元，占GDP的2.1%，生育率依然在下降。原因很简单：孩子不是绝对意义上太贵，而是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教育投资来说太贵。补贴降低了每个家庭的绝对成本，但相对排名没有变，甚至可能因为放松了所有家庭的预算约束而加剧军备竞赛。
真正的解决方案必须针对竞争本身。大侦探们建议对私人教育支出征收约22%的庇古税，同时搭配适度的生育补贴——这样做的好处是让所有家庭同时“裁军”，没有人会因为减少教育投入而失去相对优势。中国的“双减”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更深层次的改革，则是改变“单次锦标赛”的教育体制本身。借鉴德国的双元职业教育体系，为年轻人提供多元化的成才路径，降低高考一考定终身的权重。
“儒家生育悖论”之所以值得深思，不仅因为它解释了东亚的生育危机，更因为它揭示了一个更普遍的规律：文化传统并不会简单地被现代化“消灭”，它会被现代化重新塑造、重新定向。同一个重视教育的文化基因，在古代催生了“多子多福”，在现代却催生了“少子精养”。那些曾经推动生育的力量，如今正在抑制生育。
正如大侦探们所说：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对“阶层跨越”的执着，已经演变成了全社会参与的“教育军备竞赛”。每一个新生儿都被当成了一个“高精尖项目”来经营，而不是一个生命个体来养育。当养育孩子的边际收益在现代福利体系下归零，边际成本却因社会竞争而无限扩张时，理性的个体必然会选择“战略性收缩”。
这场悖论的关键教训在于，当一种文化传统的力量被误解为单一维度的“传统”时，我们就无法理解它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产生相反的效果。经济学大侦探们的工作，就是把这层迷雾拨开，让我们看到真相。而真相，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也更加令人不安。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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