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中心里有一种诡异的低沉嗡鸣声。在那里，数以万计的晶片每秒进行数万亿次运算，推动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人工智慧）革命的车轮前进。
这些晶片为全球各地向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发出的查询提供动力，生成文字、图像和视频。
它们的运算，本质上是构成晶片（芯片）的微型硅晶体管不断开合的过程，实际上是无声的。但与所有电脑一样，为这一过程提供动力的大量电力，几乎每一瓦最终都以热能的形式散出，而你听到的声音，正是数千台风扇缓慢运转的嗡鸣——它们的作用是防止热量烧毁成排的服务器机架。
视乎场地规模，你还可能听到变电站中输送电力的变压器发出的嗡嗡声。
近日来，关于人类面临威胁的惊人警告甚嚣尘上，但真正引发反弹的却是这些低沉的嗡鸣声——这场反弹正在美国发酵，如今已威胁到其国会中期选举，并可能跨越大西洋蔓延至英国。
在美国，对数据中心的反对声音在政治左翼中最为公开。民主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呼吁暂停一切新的数据中心建设。
桑德斯告诉我：“人们环顾四周，忧心忡忡——担心这项技术发展得有多快，担心自己对它的掌控力有多小，担心数据中心会如何影响自己所在社区的电价和水资源使用。”
全球人工智能竞赛正以矽谷（Silicon Valley）的最高速度飞速发展，但有可能即将因一些非常本地化的政治和环境问题而受阻。
一场有毒辩论
在美国，盖洛普（Gallup）今年5月发布的民调显示，在自己所在区域建数据中心，比建核电站更不受欢迎。就数据中心而言，71%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其中48%强烈反对；核电站方面，53%表示反对，其中34%强烈反对。
这种不受欢迎程度在过去两年中不断加深，一些民调显示，半数美国人支持全面暂停数据中心建设。
在英国，部分此类开发项目也遭到了反对——从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伯克郡（Berkshire）到伦敦东部的红砖巷（Brick Lane），当地居民担心自己所在区域将受到负面影响。
在红砖巷，一个很可能为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高频交易商提供服务的数据中心计划，遭到了部分人士的反对，他们更希望看到伦敦东区建设更多社会住房和本地商业项目。
与此同时，在英格兰各郡，对数据中心的巨大需求正带来扩大供给的压力——从斯劳（Slough）一路向绿树成荫的乡村地带延伸。
英国拥有全球第三多的数据中心，中国第二，美国第一。
回到美国，这种反弹也反映在了即将参加11月关键选举的政治人物的言论中。
这场反弹显然在左翼民主党人中更为明显，但反对数据中心的情绪在共和党支持者中同样清晰可见。一些市议会因其数据中心政策而在选举中被赶下台，而一些州——无论是共和党主导的红州还是民主党主导的蓝州——正在提出禁令。
去年，新泽西州（New Jersey）和弗吉尼亚州（Virginia）的民主党州长之所以能够当选，部分原因正是民众对电价上涨的反弹——而电价上涨被指与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营运有关。
类似的故事层出不穷：当地小镇居民被要求为新数据中心供电所需的基础设施买单，眼睁睁看着能源账单飙升；或者发现本已紧张的供水进一步减少。由于美国能源系统在地方层面运作，因此帐单上的影响可能立竿见影。
由于美国国会两院的控制权都悬而未决，这种高度地方化的反对力量的规模可能会成为中期选举的决定性因素，进而影响美国政策的走向以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的总统任期。
令人眼花撩乱的翻转
今年3月，七大科技巨头的首席执行官与特朗普一同出席签署了“纳税人保护承诺”（Ratepayer Protection Pledge），承诺将“自建、引入或购买”自身所需的能源，并确保成本不会转嫁给“普通家庭”。该承诺不具约束力。
对一些人来说，这显然还不够。新泽西州和弗吉尼亚州（后者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集聚区）的新任民主党州长走得更远，通过立法强制为数据中心设立新的能源资费标准，并要求披露能源和水的使用情况。
也许这一切最有力的象征，是德克萨斯州（Texas）亲特朗普的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肯·帕克斯顿（Ken Paxton）。他抨击数据中心，在竞选中反对给予其税收减免，并提议：如果相关技术“赋能了损害儿童安全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这些设施的营运商应承担刑事责任。
德克萨斯州曾是最亲商、最亲数据中心、最亲能源产业的州，曾为争夺这类设施展开激烈竞争。例如，它赢得了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旗下 SpaceX 人工智能巨头数十亿美元搬迁投资中的大部分，用于生产人工智能晶片。
这是一次令人眩晕的转向。人工智能晶片制造商英伟达（Nvidia；辉达）的负责人黄仁勋（Jensen Huang）今年8月登上社交媒体，力陈数据中心是美国再工业化的关键推手。其他科技巨头的首席执行官没有跟进，这或许显示此举在公众眼中颇具争议。
然而，美国的经验表明，谈论对国家经济的整体益处，或潜在的癌症治愈能力，并不总是能引起当地民众的共鸣。数据中心令人感到不安的部分原因在于，这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常驻员工。
虽然建筑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一个运作正常的数据中心通常只需要数十名员工，即使是规模最大的新建数据中心也只有几百名员工。
要求当地居民接受噪音、彻夜不熄的安保照明，以及对当地能源和水资源供应的压力，并告诉他们这是为了国家利益，这固然容易。但当人工智能公司估值即将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却又预计会造成大规模失业，许多人质疑这项技术是否会将人类从地球上抹去时，要说服他们接受这些措施就难上加难了。
关键基础设施
这些争论已经跨越大西洋。在英国斯劳——欧洲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超过500人签署了一份请愿书，称该镇“不应成为一场试验”。他们质疑该镇是否真的从中受益，并要求暂停镇上的数据中心开发。
当地居民抱怨，数据中心产生的热量让本就酷热的夏季气温雪上加霜。有一个项目的选址原本规划用于建设1000套住房，但作为地方议会清偿债务的一部分，被卖给了一家数据中心公司。
回到红砖巷，前工党上议院议员波拉·乌丁女男爵（Baroness Pola Uddin）表示：“我理解建设数据中心的必要性，但必须妥善考虑当地居民的健康与福祉——他们在这里生活、呼吸、上学。我们必须考虑选择更工业化的区域。”
工党政府去年将数据中心列为“关键国家基础设施”（Critical National Infrastructure），这是其加快数据中心部署战略的一部分。
政府认为，数据中心是公共服务的基石，对吸引投资、让英国在全球经济中保持竞争力至关重要。
政府提出的论据是国家经济利益，但政治上的挑战在于当地民众是否愿意忍受。新工党政府上台后的第一批行动之一，就是支持一个位于白金汉郡的数据中心项目——该项目因建在绿化带上而屡遭地方议会拒绝。
大臣们批准了该项目，但随后抗议人士通过众筹发起诉讼，以未考虑环境影响为由提出质疑。政府承认存在错误，撤销了自己的批准，开发商最终承认需要与议会达成具有约束力的清洁能源义务协议。获胜的倡议组织福克斯格洛夫（Foxglove）誓言将把精力重新集中到挑战英国各地其他数据中心项目上。
水是活动人士关注的另一个领域。科技行业辩称，如果考虑到例如管道渗漏损失的水量，他们的用水需求其实并不算大。
在提交给下议院一个委员会的意见书中，行业组织英国水务协会（Water UK）批评政府的人工智能增长战略“对水只字未提”。“似乎存在一种假设，认为这个国家的水资源永远足以满足其经济需求。没有什么比这更离谱的了。”
英国近期扩建数据中心的努力，大多瞄准经过战略性筛选的区域——选址综合考量其对经济的潜在贡献、可供开发的棕地，以及与能源电网和发电设施的现有连接。这些区域被称为“人工智能增长区”（AI Growth zones）。
但即使在这些地方，增长与环境之间的政治平衡也导致内阁内部的拖延。提赛德（Teesside）的一个项目曾引发大臣们之间的拉锯战——争论该地块应用于低碳氢能源项目，还是一座大型新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最终，数据中心胜出。
环境妥协
矽谷的科技巨头们已经承认，大规模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能源需求将导致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放缓。英伟达的黄仁勋去年告诉我，当务之急是人工智能本身的发明与部署，他并声称这项技术本身可以帮助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这是在生产智能——还有什么比这更有价值、更重要？”
在英国，仍存在一个根本性问题：一项计划到2030年将现有数据中心容量扩大两倍、达到6吉瓦（gigawatt, GW）持续容量的方案，其电力需求能否与净零排放计划相协调。
预计政府很快将在一份《国家政策声明》（National Policy Statement, NPS）中概述其针对地方政府的数据中心政策，明确哪些类型的项目属于“国家重大项目”，因而有资格由政府加快审批。
自开始起草这份政策声明以来，首相已经换人，围绕这一议题的政治温度也发生了变化。
首相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承诺实现“每个邮编区域都有增长”，而数据中心或许有助于兑现这一承诺。然而，政府在其中扮演的主导角色，也是国家权力集中化的明显例证——这与伯纳姆向地方政府下放更多权力的愿望背道而驰。
这一点，再加上绿党（Green Party）呼吁暂停建设数据中心所带来的挑战，会不会改变安迪·伯纳姆的想法？
“美国脑袋”
威斯敏斯特的一些人认为，这个议题上存在一种“美国脑袋”（America brain）现象——仅仅因为它在美国是个问题，人们就认为英国也同样如此。
他们表示，当英国正努力达到6吉瓦这一目标时，美国2030年的雄心至少是这个数字的20倍，一些单体超大型项目的规模甚至超过英国的总规划容量。
他们说，对当地电价的影响并不相同——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英国的能源价格本来就更高。
对英国而言，还有一个关乎数据主权的重要论据：避免在支撑服务经济大面积领域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上，完全依赖美国或其他国家。
有人谈到，需要汲取本世纪初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发展的教训——英国当时未能捕捉到随之而来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红利，主要是这些技术的使用者，而非制造者。
一位大臣告诉我：“这一次（在人工智能上），我们必须做对，但前提是拥有一定水平的数据基础设施。”英国的雄心被视为相对适度——目标是到2030年，在国民保健服务体系（NHS）、国家安全和金融服务领域实现持续的人工智能应用。
这种“切身利害”的论调在人工智能实验室中得到了呼应。一些有影响力的声音认为，他们的模型对社会的影响将如此深远，以至于会从根本上影响政府征税的能力，尤其是对劳动征税。他们的未来学家畅想着经济中现金流被彻底打乱的图景。实体数据中心或许会成为向这场革命的收益征税的少数途径之一。
在美国，一些曾竭力欢迎数据中心的政客，如今表示自己已经倒戈。税收优惠正在变成税务要求。美国小镇的这种反弹或许具有其独特的美国背景，但也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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